2011年03月04日 08:46
来源：百年潮 作者：范银怀
核心提示：派到大寨的“四清‘212作队和对待“三类队”一样，照上边的要求，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因此很快听到一些对陈永贵和大队干部不利的情况，包括耕地亩数不实、干部强迫命令等问题。
本文摘自《百年潮》1993年第3期，作者：范银怀，原题：《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较长篇幅表彰了大寨的先进事迹，树立为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典型，提倡学习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风格。
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时，请陈永贵吃饭，称赞他是“庄稼专家”，勉励他不要“翘尾巴”，对他寄予厚望。
就在这时，一篇反映大寨干部抵制“四清”运动，少报耕地面积的《记者反映》，摆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
新华社出有一种在党内交流工作的刊物《内部参考》，主要登一些暂时不便公开报道的情况和不成熟的经验。当时通过机要部门发行，范围比较小，只提供给地、师以上领导参阅。《记者反映》又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只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参阅。
这篇《记者反映》是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田培植写的。新华总社《内参》编辑组副组长夏公然后来对分社的冯东书讲，刘少奇看了大寨耕地不实的情况后说，这涉及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刘少奇讲话传到总社，摄影记者拍不拍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的照片就犹豫了。后来决定先拍再说，这才有后来发出的毛泽东和陈永贵握手的照片。可见此事引起的风波不小。
陶鲁笳在《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一文中说：“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长卫恒和我三人去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周总理谈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时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因此，“周总理要我们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
“国际影响很不好！”就是要影响到领袖、总理的声誉。写《内参》的记者哪能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内参》反映的事实属实，就说明大寨是个欺上瞒下的假典型，也欺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这件事引起中国领导人如此高度重视，始料不及，弄得陈永贵极度紧张。
全国劳模李顺达等的眼力
这篇《内部参考》所反映的问题，最早提出来的是几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当时农业劳动模范有两项硬指标，一项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要多；再一项是所领导的生产队产量高，交售公粮多。1963年陈永贵这两项指标都冒了尖。他一年劳动日达到300天，大寨粮食亩产量达到774斤。
当时国家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粮食亩产量的目标是四、五、八，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现在黄河以北的大寨已经达到774斤，真是令人鼓舞的高产奇迹！
当时山西省在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是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他们所在的大队和大寨一样，都是太行山的土石山区。他们或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或耕作精细，或经营管理有方而令人信服。有的在毛泽东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介绍过，受到过表扬。如今，陈永贵超过这些全国劳模，这对他们震动很大，压力也很大。1963年初全省劳模会期间，他们就和陈永贵约好要到大寨“取经”。
春播后，6月14日，以李顺达为首的晋东南地区劳模，包括平顺、陵川、阳城、武乡、晋城等17个单位、24个劳模，乘火车，转汽车，不远千里来到大寨参观、学习。作者随同参观采访。
这些劳模不同于机关干部，参观完了回到本地区传达贯彻一下就完事；而是要和大寨比着干，见实效，争高低的，因此格外认真。他们在大寨住下来，听介绍，参观现场，还要求解答具体问题。陈永贵也知道他们都是农业老行家，又是自己过去学习的对象，不仅热情接待，而且认真介绍。
听完了陈永贵介绍大寨的情况和整地、耕作方法后，劳模们就到叫“后地沟”的地块参观。这里原来是牛羊出没的河沟，如今是一片十多亩的良田，玉米苗全、苗壮，长得齐刷刷的。郭玉恩跳到地里，手指插到土里量活土层厚度，又用米尺量间距、行距，计算株数。陈永贵赶紧解释这沟地透风差，种植密度不及坡地。李顺达把话题引开说：“对！你这里沟地和我西沟的河滩地一样，洪水一冲，既有水，又有肥。”憨厚的武侯梨从大寨社员手里接过镢头，使劲往下刨，又用手指插到松软的土里，一量是7寸深。大寨的活土层确实比较厚。
又来到叫“赶牛道沟”的地块，这里种的是谷子，他们一起蹲下来量垅宽，算株数。
山头上坐下来休息时，他们请陈永贵介绍东、南、西、北的地界。大寨的地域和耕地一目了然。这是对大寨耕地面积的目测。郭玉恩还要陈永贵介绍玉米怎样下粪，怎样下种，又如何深刨、保墒。回到村里，又到堆放秸秆的地方看高低、粗细。
这时大寨还未受到毛泽东的首肯，劳模之间还可以平等交流，互相切磋。15日晚，大寨举行联欢会，请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分别介绍了西沟、羊井底、川底三个大队发展生产的情况。16日召开座谈会提问题，请陈永贵解答。17日又参观。到狼窝掌，顺着3里长的沟往里走，一路看到护地坝又高又坚固，有的七八尺高，而围着的地块也不过七八尺宽，李顺达等连连称道：“真费工！”“如果这样干，我们那里真有修头。”
请陈永贵解答问题的会，真像让硕士、博士答辩一样认真。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1962年灾情严重，为什么还能增产13％？陈永贵从三方面作了回答：一是“一年庄稼两年闹”；二是肥料一年比一年多；三是耕作精细，不错过节令。郭玉恩说：“我的话多，再提一个问题：大寨一年庄稼两年闹，光耕地就三次，哪次深，哪次浅？什么时候最好？”陈答：“春耕不能深于二寸，但秋季越深越好。”
李顺达提了个早就在思考的问题：来参观的人，这么多，接待任务很重，又经常外出开会，你怎么一年能做300个劳动日？
陈永贵沉思后答：有这个问题。队里的工作一般在夜里、下雨天办。接待集体参观就要耽误些时间。陪参观一小时，介绍两小时，耽误的时间，我以早出工晚收工的办法补起来。社员也照顾我，让我干些包工活、近地活，有的队干部还到地头帮我干点活。垒坝我一个人顶一个半。去年出工270天，实际做劳动日290个。大队长、会计和我有补贴，别人不补。去年给我补了50个工，全队干部补贴工占社员投工的O．3％。
郭玉恩又提出一个问题：大队如何实行集体领导？
陈答：党员20个，团员20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20个。这些既是生产能手，也是积极分子。一个决议，谁拥护，谁反对？靠他们反映。
这些劳模对大寨下苦功夫整修土地，精耕细作，心服口服，对大寨干部参加劳动也很称赞；但认为大寨的耕地和亩产量，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
这不是故意挑剔，而是要作为学、赶目标所作的测算。农村的耕地面积，特别是山区的耕地面积，本来就难以计算精确。像大寨这样逐年整修土地，里切外垫，肯定亩数会增加。是否要把增加的土地如实上报，也不会有人计较。从保护种田人积极性出发，也不去认真追究。但是陈永贵既然把亩产量公布出去，而且已成为全省的学、赶目标，这对别的劳动模范，已成为任务。上级党委会问：“大寨能达到的水平，你们为什么达不到？”因此他们就要认真考察。但是作为劳模之间的观摩，他们不宜在大寨干部面前谈这个问题，只能对他们认为比较公正的记者谈他们的看法。我听了这些劳模的意见以后，不能不加以重视。向分社汇报后，副社长马明要我如实写出，供省委领导参阅。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记者来信》。当时写这篇稿子目的是，希望省委有关领导启发陈永贵报产量要实事求是，让李顺达这些劳动模范心服口服，以利于学大寨，赶大寨。这完全是正常工作，不是挑毛病，更谈不上什么反大寨，而是维护大寨。
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这些劳模真有眼力。大寨的耕地面积，陈永贵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合作化十多年来，每年整修土地，亩数有所增加，后来把增加的120亩耕地种了果树（不算耕地）。他只说到这里，但是来大寨的人却很少看到果树，因为大部分还是树苗。善于利用土地的陈永贵，正式耕地的地角、地边都不空，难道果树苗地能让它空着吗？这些土地不计算耕地面积，但长的庄稼并不差，收的粮食照数算在总产量内。这么一来，这120亩地就作了“无名贡献”。
后来到大寨、昔阳调查了20天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心里更清楚。他既坚持实事求是，又保护陈永贵的积极性。他采取正面引导的方式，说“不要追求亩产量”，“主要是总产”。陪同调查的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也表示同意这种看法。
为了从宣传上加以引导，廖鲁言特意向作者讲，要注意不要过分强调单产。说亩产700斤以上就可以了，不要过分强调。因为黄河以南达到这个水平的也不多！
所以这样，都是启发和引导陈永贵要量力而行，不要追求高指标。这是保护劳模的好主意。但陈永贵要“大灾之年，夺取大丰收”，亩产一举过“长江”。
农业还是“一半靠天”的时代，粮食产量有所波动是正常的。然而陈永贵要用产量证明自己“路线正确”，领导高明，产量只能“芝麻开花节节高”。数字可以按政治需要进行“技术处理”。
但是，他只想到这样做的好处，没有想到还会带来麻烦！
陈永贵“很想咬李玉秀一口”
1963至1964年，人称是比、学、赶、帮之年，涌现出的先进单位真不少。有大庆、大寨、空军，还有周总理表扬的石圪节煤矿等五个勤俭办企业典型。这些典型接连在报纸上出现，引起很大反响。
1964年4月24日新华社传达刘少奇指示：“最近报纸发的典型多了些。各地对典型要核实一下，免得有浮夸。”
根据这个指示，中宣部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对报道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要核实准确，如有差错，追究记者和有关领导的责任。社里传达这个指示精神时，编辑部负责人提示，大庆报道已经“出笼”，下一步报道要扎扎实实，哪些好就说哪些，不要说过头话。
宣传大庆要防止浮夸，宣传大寨呢？
这时反映大寨产量不实的《记者来信》送到省委负责人手里了，未见有什么反响，但我作为记者已尽了责任。没想到，一位编辑从一篇公开报道——《大寨之路》中发现了“漏洞”。
1964年9月，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要将我们分社采写的《大寨之路》出单行本。编辑从文章中发现两个问题未交代清楚：一个是陈永贵的经历，他哪一年到大寨？哪一年在外打工？哪一年入党？须核准；二是大寨的耕地面积，在合作化初期是802亩，往后十多年，每年整修，每年扩大，为什么到现在还是802亩？要求我们核实后，写出书面报告，以保证按期付印、发行。
出版社通过新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编辑庄重转达这两个问题时，带有批评采写稿子记者的意思。当我作出解释时还批评我有袒护“老乡”之嫌，我为此事和领导吵了起来，闹得收不了场。
分社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决定派《大寨之路》的执笔者莎荫和我到大寨核实。莎荫是自尊心很强的人，自己写的稿由自己核实无异于自我检查，他坚决不去。但又必须有作者参加核对，最后决定由分社采编副主任李希孟和我去大寨核对这两个问题。
到大寨当天晚上就开支部会核对这两个问题。陈永贵主持，贾进才也参加。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回忆。说到陈永贵的经历和入党时间，都说不准年月日，只记得人党是那年秋后或初冬。但说到大寨的耕地面积时，陈永贵像早把话挤到口边，一句话作了回答：整地多出100多亩，种了果树，这样一增一减，现在耕地正好是802亩。
对陈永贵的经历说不准，县委就让我们到县委组织部查阅陈永贵档案。从《党员登记表》中看到，陈永贵人党时间是1948年；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一栏内，写有“兴亚会”。这是意外的发现。
回到太原向领导汇报时，分社副社长李玉秀好像还不放心，郑重地讲，如果大寨有浮夸，新华社要承担责任。我因为第二天要下去搞“四清”，就把大寨党支部提供的情况写出来，交给了李玉秀。随后就到了原平县平地泉大队，从此离开机关将近一年。
一个月后，李玉秀、田培植到大寨采访，这时晋中地委派驻大寨的“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
昔阳县被列为山西省八个社会主义教育重点县之一。派到大寨的“四清‘212作队和对待“三类队”一样，照上边的要求，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因此很快听到一些对陈永贵和大队干部不利的情况，包括耕地亩数不实、干部强迫命令等问题。这一下激怒了陈永贵和大寨干部，说工作队专找落后社员搜集材料，企图整垮干部。陈永贵把“四清”工作队整理出的问题一条一条驳回去，搞得工作队下不了台。工作队成员却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干部抵制、对抗“四清”运动。
工作队与大寨干部正顶着牛，又来了一位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他听了工作队汇报，认为大寨问题很严重。他和工作队成员一起跟李玉秀、田培植谈话时说：“大寨的旗杆上生了虫虫”，要在这次“四清”中进行教育、整顿。
谈到大寨的耕地面积，工作队提供了山西农学院科研人员在这里测算的数据。大寨从土改到合作化报的耕地面积一直是802亩，而这位农科人员从播种的种籽推算，可能是1200亩，这就比大寨报的802亩多出50％。土地面积多了，平均亩产就少了，由此引出大寨单位面积产量不实。
两位记者听了副省长、工作队提供的情况，就到北京向总社汇报。总社编辑部领导认为应该把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但不要扩大影响，只登《记者反映》。后来田培植对我说，他们写稿时用了我那篇《记者来信》中李顺达等认为大寨耕地不实的材料。
周恩来总理看到《记者反映》，讲明这件事对国内外的影响后，华北局、山西省领导人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立即派山西农林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刘贯文，带着一批助手，到大寨丈量耕地。
1965年1月，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共同组成工作组进驻大寨，这就是当时称的“五级丈量队”。他们对大寨土地进行丈量，对粮食进行清库核实，对账目进行清理查对。
陈永贵和大队干部满肚子委屈。他们觉得大寨人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粮食，自己省吃俭用，多向国家卖粮，如今上面却兴师动众来丈量土地，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同时也担心：丈量出少报的土地，自己怎么下得了台，怎样交代？难怪陈永贵一提丈量大寨土地就咬牙切齿，几年后他还向冯东书讲：“很想咬李玉秀一口！”
毛泽东批刘少奇，树大寨旗
进驻大寨的工作组正会同“四清”工作队丈量土地，1965年2月7日，李雪峰、陶鲁笳刚参加了中央一次重要会议就来到大寨。照他们的说法，是着重来解决大寨的土地、产量和“四清”问题的。
这个时机对陈永贵极为有利。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正在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这次运动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的“四清”很不满意，而毛在讲话中间，刘少奇还插话解释，说这次运动比较复杂，四清和四不清、党内和党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错着。毛对刘打断他的话很不高兴，但当时没有给予反驳。第二天，毛泽东拿着两本小册子到会，先拿起一本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有发言权；又拿起一本宪法，说宪法规定公民有发言权，为什么不允许我讲话？
接着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的话说：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他还批评了扎根串连是“烦琐哲学”。（作者1996年问过当时的刘少奇秘书姚力文：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他就从这件事讲起。可见这是毛、刘之间政治分野的重大事件，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政治摊牌。）
会议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田家英后来对人说，起草这个文件时，毛泽东说一段，陈伯达写一段，毛再修改一段。可见，文件充分体现了毛的意图。
这个文件下发后对于稳定基层干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不仅仍然错误地估计了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并且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四清”的内容也由原来的清账目、仓库、财务、工分改为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
令人注目的是，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全国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队都要像大寨那样，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又把大寨写进了中央文件。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大寨的是非问题都和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争议联系在了一起。
不管刘少奇是否说过核实大寨的耕地面积和亩产量，这两位新华社记者是按照刘少奇核实先进单位的指示而写的《记者反映》；不管驻大寨的“四清”工作队是否知道他们“扎根串连”是按刘少奇指示来的，直接听到毛泽东批驳刘少奇讲话的李雪峰、陶鲁笳思想非常明确：在毛泽东树的大寨这个典型搞“四清”，不能再按刘少奇的指导方针、作法搞，必须迅速改为毛泽东的方针、作法。正因为如此；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他们就来到大寨。
于是，说大寨耕地不实成了一个严重政治问题：“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旗帜，横加挑剔是不是企图砍旗？”精明的丈量队人员和大寨干部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按照陈永贵的说法，大寨的耕地原来是4000多块，经过改造是2000多块，怎么丈量呢？事后，刘贯文向作者讲，很多地块都不规则，只能大致量一下长、宽，地边地角都不计算。至于那“小果树地”，还照陈永贵的想法“不算粮田”。另一位参加丈量的大寨“四清”工作队负责人、后来的昔阳县委书记刘树岗说，当时有人提出两种丈量法，一种是从地边丈量起，一种是从庄稼丈量起，其中一个数字是从庄稼丈量起的。当时一共丈量出三个数字，这是绝密数字。三个数字一起报给李雪峰。
政治家们和陈永贵真是遇上了难题。他们费尽心思，寻找最佳方案。
经过陶鲁笳和工作组精心研究，在陈永贵参加的碰头会上，由山西省农林厅一位负责人汇报核实情况：
“小果树地和菜地不算。我们考虑有三个方面需要订正：一、5厘以下的地块不能算，共1．1．037亩；二、菜地12亩少了，应该是20．37亩；小果树地也应多扣。除了经济作物，1964年粮田面积是750亩。”
陈永贵说：“山地和平川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核实组尊重陈永贵的意见。
另一位农林厅干部说：“在750亩粮田中还应扣去45亩，因为洪灾后还没有全部恢复。”
陶鲁笳以安抚的口气对陈永贵说：“小果树地不算粮田。”
经过这样七折八扣，大寨的耕地面积是多少？这位核查组负责人说：
“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796亩（小数点后四舍五人），小果树地不算。”
“小果树地不算耕地面积”，陈永贵报的耕地面积又打了折扣，核查结果，大寨的耕地面积比陈永贵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这就使陈永贵卸下了包袱，当即表示感谢上级领导对大寨的关心和爱护。
陶鲁笳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寨耕地核实结果，说丈量的结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总理详细打问了土地和产量的事，还嘱咐多分些谷子，每人争取吃到60斤小麦。
陶鲁笳说：“这个事弄清楚好。今后就按弄清的数字上报和向参观人介绍。”
陶鲁笳回忆说：“当时我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有怀疑。”
尽管省委作了“通报”，有些劳模仍不服气。1965年，陈永贵去李顺达领导的西沟大队和郭玉恩领导的川底大队参观，他看了那里的庄稼，说：“你们的地修得好，庄稼长得好。”郭玉恩回答说：“好也不行，二亩不顶一亩。”意思是大寨那一亩比别人的大。
在大寨的“四清”工作队不仅调查耕地不实问题，还了解到大队干部存在命令主义等问题，因此大队干部对工作队很反感。在李雪峰、陶鲁笳参加的大寨干部座谈会上，大寨干部按陈永贵定的调子，异口同声地倾诉工作队怎样逼他们交代问题，又如何找“很不好”的社员揭发干部的问题。讲到这里，陈永贵怒气冲冲地说：“我参加全国人代会，干部在村里挨整。”质问：“他们贪污了，还是腐化了？这样往死里整人，只能让地主、富农高兴。”
陈永贵在大寨是一手遮天，一言九鼎。大寨的干群关系，特别是陈永贵和群众的关系，是很紧张的，但陈永贵把盖子捂得很严。因此，陈对揭发他们问题的“四清”工作队简直是不共戴天。
李雪峰知道，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指出“四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寨写进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说明大寨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向陈永贵和大寨干部赔礼道歉。他议：，大寨已经是农业战线上的红旗，中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来。你们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子正，根本不需要扎根串连。工作队来大寨，没有把方法交代清楚，这是领导上的责任。这就是陈永贵“文革”中到处讲他抵制了刘少奇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源头。
不久，山西省委下发《关于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65）138号文件，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班子。”“原晋中地委、昔阳县委派驻大寨的工作队思想不明确，不敢大胆相信党支部，机械地搬用了三类生产大队的四清作法”。与此同时，决定撤出原“四清”工作队。
如实反映情况者均遭祸害
“小果树地不算耕地”，陈永贵如释重负；不该在大寨搞“四清”，陈永贵扬眉吐气。
大寨的耕地面积由怀疑多几百亩变成少了6亩，陈永贵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丈量出来的，而是为避免“国际影响不好”，对付“怀疑不少”的参观人而编制出来的。按说，事情应该圆满解决，到此为止，但陈永贵却还要弄个“水落石出”。他当时还不知道是谁向上边反映大寨耕地数量不实的问题，也不知道丈量大寨土地是周总理指示。他以胜利者姿态穷追不舍，四处打问：究竟是谁向上反映的？
1965年11月，作者刚从原平县搞“四清”回来，就到大寨采访。一年多没见面，互不了解近况，陈永贵问我：“你知道是谁反映大寨耕地问题的？”因为李玉秀、田培植写这篇《记者反映》时我在“四清”点上，确实不知道他们写这样的稿，也没有看过稿件内容，就如实向他说：“我不知道。”过了几天，他陪着一批参观团在狼窝掌地块停下来休息时，有人提到耕地面积，陈永贵像触动了神经一样，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喊：“让他（反映耕地不实的人）给我把这6亩地修出来！”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永贵出气的时候来到了！
不知是造反派打砸抢发现的，还是对“走资派”逼供信得到的，大寨人弄到一本《内部参考》。陈永贵如获至宝。随即把写《内参》的李玉秀、说大寨“旗杆上生了虫”的副省长王中青，连同在大寨搞“四清”的工作队领导，一齐揪到大寨批斗。
批斗大会由陈永贵主持。为了给这些提供“黑材料”的“黑帮”以严厉惩罚，批斗他们时，对照着《内参》一条一条追查提供材料者的姓名，还强制他们参加劳动，“修出6亩地”，有的搬大石头砸了手，流着血，照样干。专横代替了民主，愚昧战胜了科学。
其实，认定大寨耕地不实的，既不是这些“黑秀才”，也不是这些“黑帮”，而是和他一样的农业劳动模范，还有农业科学工作者。大寨干部当众责问李玉秀：“谁向你提供大寨耕地不实的材料？”李玉秀回答：“范银怀。”这就指的那篇只供省委领导参阅的《记者来信》。因此，陈永贵后来很气愤地说我“不够老乡交情”，向李玉秀提供了“反大寨”炮弹。
而我这时还不知道别人把自己写的材料摘进《内参》，也不知道别人在陈永贵和大寨群众面前把我交代出去了。有一次，我回昔阳采访，受到冷遇，住处也没有安排在原来地方，没有人敢接近，更不给谈情况。我纳闷，就找到原来的好朋友、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刘千和问其缘由，刘悄悄告诉我：“人家说你反大寨。”我才知道了情况。从此，我也不便到大寨采访了。冯东书（分社农村组负责人，后为采编主任）也被陈永贵说成“反大寨”，但他还得报道大寨，因为这是他的首要任务。我是工、农、文教都涉及的“自由战士”，不到大寨、昔阳采访照样有事干，所以，说我“反大寨”也无所谓。
冯东书几次当面向陈永贵解释对我的误会，对方都不以为然。我对冯十分感激，但我一笑了之，也不以为然。
1968年，新华总社抽我参加国庆报道。我和国内部陈保廉到京西宾馆向陈永贵作礼节性采访，陈握别时笑着向这位同行的女记者说我“不够老乡！”不过他拿我这“反大寨老乡”也没办法。陈永贵还是给我这个老乡面子的，未在公开场合点过我的名。他失势后，要分社摄影记者董荣贵带话给我去看他，因没有机会未能成行。当年他是毛泽东树的典型，只能说好不能讲个不是，他也只能当“样板戏”的演员，我们都理解他。所以他多次指责，我们对他也无反感。他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很威风，但有时因蛮横无知，也闹得自己下不了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斗争矛头由“黑帮、黑线”，引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陈永贵“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往上追查。到处作报告，讲“刘少奇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派黑帮、黑秀才搜集大寨黑材料，又派工作组丈量大寨耕地”。直接参与丈量工作的刘贯文对这位正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劳模无法劝告，直到山西出版社按他的讲话出书时，审稿的刘贯文才不得不提醒他：派人丈量土地的不是刘少奇的“黑”司令部，而是周总理。陈永贵才再不提这桩事了。
有些科学工作者、记者爱较真。“文革”中，大寨在虎头山上种了一块水稻。这确实是新闻。水是从十几里外的郭庄水库引来的，先蓄到池子里，再抽到稻田。稻田有多大？大队干部说是1亩，而在这里跟踪试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精确测量、计算，是1亩1分。大寨要高产，科研人员要准确，记者冯东书要发新闻。这亩产量以谁提供的为准？核对数字时，陈永贵大发雷霆：“又来怀疑大寨的产量了！”一天，大队长贾承让拿着一根5尺长的木杆说：“路线斗争，就凭这硬家伙！”拉着冯东书上山，到现场丈量。冯很为难，执意不去，贾强拉要去，只好跟着上去。田埂不算耕地：20块，一块4个边；共84个边，每个边往里缩进去一点，丈成了9分地。记者只好报一个笼统的数字。
究竟大寨的耕地是多少？1980年11月，中宜部长王任重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联合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涉及土地亩数时写道：“据现任大队长介绍，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
照这样计算，大寨耕地是在960亩以上，比陈永贵报的802亩多了158亩以上，照五级：丈量队宣布的796亩则多164亩以上，与李顺达等测算的数字接近。这比原来报的还“少了6亩”距离多大！但在当时，谁怀疑大寨的耕地面积和产量，谁就是“路线斗争”对象。
“实事求是”在那种情况下只是个招牌。谁要坚持真理，如实反映情况，谁就遭祸害。 ref